逃离白大褂：医学生弃医改行的背后

编者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世界很多地方，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既有丰厚的经济收入，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医生，作为人们生命与健康的“保护神”，光荣而高尚。

    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下，医生的职业吸引力和社会美誉度出现较大程度弱化。有业内专家估算，国家每年培养数十万名医学生，只有约10万人穿上“白大褂”。除了刚毕业的医学生逃离以外，不少在职医生也在转行，尤其是基层医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中国医师协会曾就医生对子女学医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医生不希望子女学医的比例不断上升：2002年为53%，2004年为63%，2011年为78%。

    医学生弃医改行的背后到底折射出哪些深层次社会原因？如何采取有力的对策措施，留住这些“白衣天使”，激励其乐于担当救死扶伤之使命？半月谈记者最近分赴北京、吉林、江苏、河南等地进行了深度调研。(《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10期)

    “我妈妈说了，如果我当医生，就打折我的腿！”近期，一名医生的子女在网上发布这样一则帖子，引起人们热议与反思。一些医生为何不愿让子女学医？医学毕业生缘何不愿从医？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主要原因是“三大三低”：投入大、压力大、风险大，收入低、待遇低、安全感低。

    学业压力大，工作超负荷

    “我总感觉自己可能猝死，太累了！”河南某医学院研究生张晨说。这位外科学生当前最大的梦想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我们研究生都被当成住院医生使用，工作强度太大了。我们是24小时值班制，早上8点上班，次日8点下班。一旦遇到有手术，或者是病人出现紧急情况，什么时候下班就很难说了。交班后走出病房大楼，有种虚脱的感觉，脚下都是飘的，头重脚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回到宿舍睡觉。”

    从事医学的艰辛是其他许多行业所无法比拟的。医学技术日新月异，医生必须不断充电才能跟上潮流，免遭淘汰。半月谈记者从北京多家三甲医院了解到，要进入这些医院，医生大都需要博士学历，甚至要有留洋背景。工作后，还要继续学习、考试、做课题、写论文……永远也忙不完。

    工作超负荷、劳动超强度，是很多医务工作者的现状。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魏文斌是业内一知名专家，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该院眼科护士王晶雪告诉记者：“医院本来就很忙，赶上魏主任出门诊，更是忙上加忙。魏主任门诊最高纪录是一天看110个病人。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看到晚上9点。匆匆扒几口凉饭菜后，他接着又去病房了。魏主任在上班时很少喝水，他说水喝多了去卫生间的次数就多了。腾出这功夫，能多看几个病人。”

    而类似魏文斌这样工作繁忙的医生，在我国有很多。南京妇幼保健医院一儿科主任曾经一边打着点滴，一边给病人看病。她说：“平时工作非常忙，有时一天都离不开诊室，要看近百个病人，连上十几个小时的班。看着排长队等待看病的家长和孩子，作为医生，我们只有争分夺秒。”

    假期少，没时间陪家人，没时间谈恋爱，是很多医生面临的现实困惑。高红是一位外科医生的妻子，她对丈夫的意见越来越大。“连续加班、值夜班是常事，有时在医院一待就是两三天，春节都要在医院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魏冬琳告诉半月谈记者：“医院里的大龄青年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时间谈恋爱。和对方定好的约会时间却不能按时赴约，加上交往的圈子很小，谈恋爱的成功率很低。有的谈了一段时间，对方发现我们医生忙得离谱，就渐渐冷淡了。”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玲表示，很多医务人员非常辛苦，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基层一些医院还要求医生们分担创收任务。在这种种压力之下，很多医学生不愿意从事医生职业，在职医生辞职转行的也不在少数。

    收入不高待遇差，不能体现劳动价值

    与医生所承担的工作强度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医生群体的正常收入并不算高。虽然也有医生靠“灰色收入”致富，但只是个别。如果只算“阳光收入”，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并不能体现其劳动价值。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医生平均工作时间每周为50小时，法定工作时间应该是40小时，也就是说工作时间高出20%，但是工资水平却没有相应体现。

    一位基层卫生局长透露，大部分基层医院医务人员工资少得可怜，收入不及大医院的1/3，还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因此很难留住人。

    在苏北某乡镇医院工作的陈春连告诉记者，大专毕业后，她回到了所在乡镇的医院工作，但逐渐发现自己的收入与在县市里工作的同学相差越来越大。“我并不怕吃苦，但大家的水平、所做的事情都差不多，为何待遇相差这么大，这我有点接受不了。”

    近年来，基层医院医生流失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吉林东丰县小四平镇卫生院院长吕金权谈起此问题，显得有些无奈：“原来卫生院下边有15个村医，现在五六个都不干了。他们有的出去开药店，有的出去打工，还有的人宁可在家具厂做油漆工也不愿当医生。”

    长春市人民制药厂总经理蓝志民原来是名医生，学了8年才成为正式医生，后来转行经营医药。他说：“学医要求特别严格，天天战战兢兢，担心出差错。”另外，收入太低也是促使他转行的一个原因。他有个同学是吉林省一家医院的儿科权威，从不收红包，但快40岁了房子还买不起，同学们聚会时凑钱帮他买房子。

    “的确存在这样的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务人员收入还是偏低，工作量要大很多，而且是高风险、高强度的。”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亦有同感：“医生曾经在很多人眼中是很有前途的职业，国外有经验的医生，收入会高于教授，在社会上也极受尊重。但如今在我国一些地方，情况却不是这样。”

    医患纠纷频发，执业环境安全感低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很多医生的切身感受，工作中他们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即便如此，还要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甚至医闹困扰。

    医患关系本应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人们从摇篮到坟墓，最初见到的和最后见到的人，都有可能是医生。但在当前不少地方，医患关系失去了往日的纯净与温情，变得紧张和冷漠。患者对医生不满，医生对患者戒备，医患冲突升级，医生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江苏省人民医院内科张医生坦言：“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工作再辛苦也能承受。但不能接受的是，辛苦为病人诊治，最后却屡屡被误解。”根据经验，张医生总结出误解的三大焦点：一是一些候诊病人因等候时间过长，直接跑进来斥责看病太慢；二是给病人开药时经常会被人怀疑是大处方；三是一些病人病情较重，甚至快要死亡时送至医院，没有救治成功，病人家属轻则埋怨医生不尽责，重则直接打骂。

    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杨佳说，患者常为一点小事发火，比如遥控器找不着也要骂人。她有两个成绩特别好的同学，就是因为实习期间与患者闹不愉快，最终选择转行做医药代表、考公务员。“学了这么多年，真的挺可惜的。”

    吉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韩梅出国学习5年，回国后发现医生让患者签的知情协议也越来越多。做骨穿要签，腰穿要签，用的塞米松也要签……“签的知情协议越多，医生可信度也越低。但是没有办法，为了防止医疗纠纷引起的官司，必须要签协议。”

    河南省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脑外科大夫杨丽华认为，医学是一门经验和实证密切结合的科学，要付出相当长的时间来学习和实践。但在实践过程中，现实社会不允许医生出错。“医疗纠纷是当前许多临床医生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开玩笑说是‘隔墙扔砖头，不一定砸着谁’。工作做得再好，都难以避免医疗纠纷。”

    2011年9月，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显示，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位于首位的工作压力是医疗纠纷和病人及家属对他们工作的不理解。

    紧张的医患关系让一些医生怀念和羡慕过去的时代。北京某三甲医院负责人说，他的母亲也是一名医生。“那个年代国家很穷，医生挣钱也不多，但只要看好病就可以。老百姓对医生非常好，患者给医生织袜子，送玉米、大蒜，很朴实。那不是huilu医生，而是表达感谢。现在还那么纯粹吗？我是不愿意让孩子再学医了。”

    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对北京、河北、广东、海南、云南、甘肃等11个省市的6000余位各层级的医师进行的执业状况调查问卷显示，近8成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近5成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