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考”机构数量惊人 已形成“产业链条”

“助考”机构数量惊人 已形成“产业链条”

办案的长沙市天心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一中队队长陈杰峰介绍，警方在追踪李斐时，意外赶上了一个饭局。“包括李斐在内的12个人里，都是各个培训机构的人员，正在庆祝一次自考‘助考’顺利过关。”

警方随即查出，这些“庆功”人员随身携带有考试答案，手机信息也显示有考前传送答案的记录。

案件如滚雪球般扩大。警方很快发现，所谓“助考”已成为一个产业链条，上下游之间、培训机构之间有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

“(他们)知道哪些人会参加考试、考生手机号码，知道要把答案卖给谁，而这些机构之间既存在竞争，也有合作。”陈杰峰说。

据记者了解，湘潭市轰动一时的研究生考试泄密案，也始于社会助考机构的趋利推动和背后的推波助澜。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7月，付亮、刘志松各出资5万元，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注册成立了湖北省睿博新宇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同年11月，刘志松在互联网上以1000元的价格，购买到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湖南地区报考名单。12月上旬，刘志松和付亮安排公司员工通过电话方式推销“考研保证通过”服务，网罗到47名“客户”。

办案机关发现，该次研究生考试舞弊前，付亮与经营长沙驭博培训学校的被告人邓某，就2012年1月7日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期间获取非法利益达成口头协议，如购买付亮提供答案的考生通过，邓某按人头再付给付亮每人2000元的费用。

随后，邓某以驭博培训学校的名义，共招收了220余名愿意购买答案的考生。

据悉，湘潭市内另有多家教育培训或咨询公司负责人与付亮等人取得联系，分别为几名至几十名不等的考生购买了接受设备和答案。

然而，诸如此类案件的频繁出现已引起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对此类教育助学培训机构混乱状况的关注。

公安机关称，仅从李铭开办的湖南铁道富孝置业培训学校的办公室抽屉中，就查获了53枚各类型印章，从长沙市自考委员会到派出所户口专用章，一应俱全。一些机构不仅非法“助考”，甚至附带制造、销假证“业务”，涉及多项犯罪。

湖南教育部门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称，社会上将此类社会助学机构的混乱归咎于教育部门管理不力是错误的。他说，对于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按照《民办教育法》中规定，其实有审批权限的是教育、劳动人事、工商部门。按照规定，学历、学前、自考教育等属于教育部门审批，劳动职业技能培训等属于劳动人事部门管理，而现实的状况是，很多机构是以公司的身份变相办理职业学校。“他们注册的经营范围里面有教育咨询，这样我们根本无法管。”

该人士还透露，长沙市去年在开展整顿工作中发现，这类打擦边球的公司和机构有900多家。他建议，对此应予强力整顿。

七种舞弊“武器”根治需加强立法

作为办案机关的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民警表示，就考试本身的监管而言，亦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强。

办案民警向记者透露，他们在侦办此案中发现或据违法人员交代，助考机构有多达七种舞弊“武器”，无形中助推了非法“助考”产业链的形成。

这七种方式包括：熟人内应——考前摸准考点凑钱“打点”好监考老师，监考老师通过手机拍下试卷，取出存贮卡丢给接应人员后，多人“抢手”迅速作答并把答案发送给助考生，在考前30分钟内带进考场。

突破高科技屏蔽设备——有一类似橡皮擦大小、带液晶显示屏的“间谍设备”，此设备能躲避针对屏蔽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等信号的考场屏蔽器，发出的信号连考场外的电子巡逻车都侦测不到。考生借此设备能接受考场外发出的特殊信号。

卧底探秘——对于考点单一的考试科目，培训机构人员则自己报名，设法拍摄试卷提前交卷或把存储卡扔出考场，外面埋伏人员接卡后找枪手做案再设法把答案传给助考生。

现场实时交流——助考生耳朵里放入可逃避屏蔽的米粒耳机，身上再绑一个接收器，助考生把题目耳语给考场外“抢手”，“抢手”场外指导作答。

事先购买答案——目前国内建有多个“助考行业”QQ群，群内相互叫卖考前答案。

“一劳永逸”——有教育考试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收受请托后直接在考试后将成绩改掉。

黑客侵入——通过黑客手段攻入成绩系统直接修改成绩。

“关键是卷子不能泄露，这才是最大的源头。要掐死这块！”陈杰峰建议，考试时要保证屏蔽设备的正常使用，严格把好监考老师质量关。警方还提议，应更加重视试卷在运送过程的保密和安全性，严禁考生随意进出考场。

陈杰峰透露，他们在办案中发现，众多参与者中的多数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招生的员工、弄题目的老师、做“枪手”的学生都说是帮忙，明显对法律相关规定不清楚，甚至一些涉案的考生都不惧警方的协助调查要求。

“其原因是违法犯罪的成本太低，违法者多不构成刑事犯罪，司法机关也不好定罪。”陈杰峰表示，“要根治这一产业链条，需要有关职能部门加大打击处理力度和国家立法层面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