潴留囊肿引流+上颌窦外提升术用于种植修复的6年随访《病例报告》

来源:牙大师 时间:2026/1/27

潴留囊肿引流+上颌窦外提升术用于种植修复的6年随访《病例报告》

本文引用:作者Silva E R, Bianchi T, Artioli L G, 译者Dr.weng. (December 19, 2025) Sinus Lift With Simultaneous Mucous Retention Cyst Drainage for Implant Rehabilitation: Clinical, Tomographic, and Histologic Assessments in a Six-Year Follow-Up Case Report. Cureus 17(12): e99624. doi:10.7759/cureus.99624

摘要
本研究旨在报道1例同期行上颌窦黏液潴留囊肿(MRC)引流与侧窗式上颌窦底提升术(SFE),后续延期引导式种植体植入的长期临床、影像学及组织学转归,并进行6年随访观察。患者为47岁男性,上颌后牙区骨萎缩(剩余骨高度[RBH]:1.0 mm),合并穹窿状上颌窦黏液潴留囊肿(大小22.13×15.86×27.94 mm,体积3266.83 mm³)。术中采用侧窗式上颌窦底提升术,同步完成囊肿引流、上颌窦黏膜(Schneiderian膜)小心抬升,并植入颗粒状异种骨移植物,表面覆盖胶原膜。分别于术后1个月(T1)、8个月(T2)及6年(T3)行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CBCT)评估骨移植体体积及密度。术后8个月通过引导式种植技术植入1枚直径4.3 mm×长度8.5 mm的种植体,并获取环钻骨芯样本进行组织学及组织形态计量学分析。术后愈合过程顺利,随访期间患者无不适主诉。T1时,移植体体积为1978.61 mm³(密度297.24 HU),囊肿体积较基线缩小6.10%;T2时,移植体体积降至1737.67 mm³(较T1减少12.18%),密度升高至690.74 HU,影像学显示囊肿完全消退。组织形态计量学分析显示,新生骨占比25.76%,剩余移植物占比47.20%,结缔组织占比27.04%。T3时,移植体体积稳定于1508.57 mm³(较T1减少23.76%),密度达785.91 HU,提示骨组织长期成熟与矿化。上颌窦功能正常,无不适症状,种植体周围组织稳定,囊肿无复发。同期处理上颌窦黏液潴留囊肿联合侧窗式上颌窦底提升术可安全完成囊肿引流,实现可预期的骨移植体矿化,组织学证实新生骨形成,并获得长期种植成功。对于经严格筛选的上颌骨萎缩合并窦腔囊性病变病例,该一站式治疗方案是一种实用且有效的选择。
引言
上颌后牙区骨萎缩患者的种植修复常面临显著的解剖学与生物学挑战,主要源于剩余骨高度(RBH)不足、骨质量较差,以及与上颌窦的密切解剖关系,可能影响种植体植入及初期稳定性。为克服这些限制,上颌窦底提升术(SFE)——尤其是侧窗式术式——已成为种植前外科的核心技术,可稳定实现垂直向骨增量。
上颌窦易发生多种病变,其中黏液潴留囊肿(MRCs)是曲面断层片及锥形束CT(CBCT)检查中最常见的偶发发现之一,普通人群中患病率为1.6%~13.9%[6,7]。此类穹窿状、液性密度病变通常由上颌窦黏膜(Schneiderian膜)内浆液黏液腺导管阻塞所致,多无临床症状,常于种植术前评估时偶然发现。
尽管黏液潴留囊肿通常为良性病变,但其存在会增加上颌窦提升术的复杂性,涉及黏膜穿孔风险升高、移植物污染可能及移植物/种植体转归受损等顾虑。传统处理策略包括保守观察或分阶段手术(如先囊肿剥除再延期行上颌窦提升术)。
近年来,一期治疗策略逐渐受到关注,该策略在侧方入路窦底提升术(SFE)的同时完成上颌窦黏液潴留囊肿(MRC)的引流或剥除。回顾性分析及病例系列研究显示,采用该联合方案可获得令人鼓舞的临床及组织学转归,尤其在处理较大病损时效果显著。然而,结合临床、影像学及组织学评估(特别是联合引导式种植体植入)的长期数据仍较为匮乏。
本报告呈现了1例采用一期囊肿引流联合侧方入路窦底提升术治疗,后续行延期引导式种植体植入病例的6年临床、断层影像及组织学随访结果。
病例报告
患者信息与伦理声明
一名47岁全身健康男性患者因上颌后牙缺失要求修复治疗,就诊于巴西圣保罗大学里贝朗普雷图牙学院。其主诉为无牙区导致的功能及美观缺陷。患者无重要既往病史,未服用任何药物,无过敏史,不吸烟且无规律饮酒习惯。
临床检查显示16、17牙缺失,牙槽嵴萎缩,无炎症、疼痛或鼻窦相关症状(图1)。邻接的上颌前磨牙经临床及影像学评估,未发现根尖周病变、牙髓疾病或牙周损害。术前影像学检查偶然发现起源于窦底的软组织密度病损。其影像学表现符合黏液潴留囊肿(MRC)的推测诊断,特征为边界清晰、圆顶状形态、无皮质破坏且典型起源于窦底。因未获取实体组织行组织病理学分析,此为影像学初步诊断。鉴别诊断包括上颌窦假性囊肿、术后上颌囊肿、黏液囊肿、累及窦腔的良性牙源性囊肿及炎性息肉。

图1:(A-B) 术前口内及断层影像
术前口内像显示右上颌后牙区(16、17位点)牙槽嵴萎缩,无炎症或黏膜改变的临床体征。
术前评估(T0)
2019年7月获取的基线锥形束CT(CBCT)显示,牙槽嵴重度萎缩,窦底下方牙槽嵴骨高度(RBH)仅1.0 mm。右上颌窦内可见一圆顶状病损,符合黏液潴留囊肿表现。囊肿高度22.13 mm(图2A)、颊腭向宽度15.86 mm(图2B)、近远中宽度27.94 mm(图2C),计算体积为3,266.83 mm³。该病变占据窦腔大部分区域,并与计划种植位点密切相关(图2D-2F)。

图2:术前右上颌窦锥形束CT(CBCT)显示黏液潴留囊肿
基线(T0)术前CBCT显示右上颌窦内边界清晰、圆顶状的可疑黏液潴留囊肿。病损高度22.13 mm(A)、颊腭向宽度15.86 mm(B)、近远中宽度27.94 mm(C),占据窦腔大部分区域,并与上颌后牙无牙区计划种植位点密切相关。图(D)-(F)中高亮显示的棕色感兴趣区(ROI)对应右上颌窦内可疑黏液潴留囊肿区域。
治疗计划
鉴于患者剩余骨高度(RBH)有限(仅1.0 mm)且存在较大黏液潴留囊肿(MRC),上颌窦底提升术(SFE)是实现功能重建的关键步骤。结合当前缩短治疗周期、降低手术创伤的临床理念,同时考虑该囊肿无明显症状的特点,最终选择一期手术方案:在实施侧窗式上颌窦底提升术的同时对黏液潴留囊肿进行引流,随后延期植入种植体。
关于种植体选择,最终选用8.5 mm长度种植体而非更长植体,主要基于以修复为导向的种植规划原则,并结合三维骨量分布评估结果。无需向提升后的上颌窦更根尖方向延伸,即可获得足够的初始稳定性及周围骨支持。
手术操作
在局部麻醉(2%甲哌卡因含1:100,000肾上腺素)下,通过从尖牙至第二磨牙的牙槽嵴顶切口联合垂直松弛切口,翻起全厚黏骨膜瓣,充分暴露上颌窦外侧壁(图3A)。

图3:侧窗式上颌窦底提升联合囊肿引流术中操作流程
侧窗式上颌窦底提升联合囊肿引流的术中操作步骤。(A)翻瓣并暴露上颌窦外侧壁;(B)制作外侧骨窗;(C)显露黏液潴留囊肿;(D)抽吸囊内容物;(E)抽吸后保持完整的Schneider膜;(F)提升黏膜形成窦下间隙;(G)填充Bio-Oss®异种骨移植材料;(H)覆盖Bio-Gide®可吸收胶原膜。
通过外侧骨窗制备(图3B),显露Schneider膜。骨窗下可见穹窿状囊肿(图3C)。于囊肿表面的黏膜做小切口,使用注射器抽吸囊内黏稠血性液体(图3D)。抽吸后Schneider膜保持完整,无穿孔(图3E)。因仅通过抽吸而非剥除方式处理病变,未移除实质性囊壁组织,从而保留了Schneider膜完整性并维持了窦腔生理功能。随后小心提升黏膜,形成窦下间隙(图3F)。该间隙内填充约2.0 cm³颗粒状异种骨移植材料(Bio-Oss®,Geistlich Pharma AG,瑞士沃卢森)(图3G),骨窗表面覆盖可吸收胶原膜(Bio-Gide®,Geistlich Pharma AG,瑞士沃卢森)(图3H)。最后使用Vicryl® 4-0缝线(Ethicon,强生公司,巴西圣若泽杜斯坎普斯)间断缝合关闭术区。
种植体植入
上颌窦底提升术后8个月,经评估确认黏液潴留囊肿完全消退且骨组织成熟良好后,针对16位点(左上第一磨牙)制定数字化种植计划(图4)。通过3D打印技术制作手术导板(图5),植入1枚UNITITE CM ® 4.3 mm×8.5 mm种植体(S.I.N. Sistema de Implante Nacional S/A,巴西),获得极佳的初始稳定性。

图4:基于3D锥形束CT(CBCT)的16位点数字化种植规划
基于三维CBCT重建的16位点数字化种植规划,显示上颌窦底提升术后植骨区域内种植体的理想位置。
图中高亮部分为虚拟规划的种植体,精准定位于既往提升的上颌窦植骨区。(A)CBCT轴位(咬合位)显示种植体位置及直径,棕色线为软组织厚度标记;(B)CBCT冠状位显示种植体在上颌窦提升区的空间定位;(C)CBCT矢状位显示种植体与剩余牙槽嵴及植骨区的相对关系;(D)CBCT曲面重建显示种植体植入路径。

图5:3D打印导板的数字化蜡型设计
本图展示了用于引导种植体植入的3D打印导板的数字化蜡型设计及虚拟规划过程。(A)横断面锥形束CT(CBCT)视图,叠加虚拟种植体规划,显示#16区域以修复为导向的种植体植入轴;(B)上颌牙槽嵴经上颌窦提升术后,种植体虚拟位置的咬合面观;(C)修复冠的数字化蜡型设计,用于指导牙支持式导板的制作。
尽管种植体植入借助3D打印导板引导完成,但仍需行翻瓣操作,以直接观察上颌窦底再生骨情况、可控获取环钻骨块(用于组织学评估)并实现良好的软组织管理。导板引导手术并不排除翻瓣操作,尤其在既往植骨区域,需确认骨成熟度并精准获取活检样本时更有必要。最终完成愈合基台安装及创口关闭(图6)。

图6:#16位点骨内种植体植入
采用手术导板在#16区域植入UNITITECM种植体(直径4.3 mm,长度8.5 mm,巴西S.I.N.种植系统公司),获得良好初始稳定性。种植体植入后即刻安装愈合基台。
本图显示通过手术导板在#16区域完成骨内种植体植入及即刻安装愈合基台的过程。(A)3D打印导板与口腔模型适配;(B)导板就位并引导种植体植入;(C)种植体植入后术区即刻影像;(D)种植体植入后即刻安装的愈合基台。
6个月后,完成螺丝固位固定修复体戴入,实现功能重建(图7)。

图7:#16种植体修复重建
种植体愈合期(约植入后6个月)完成#16位点种植体修复重建。
(A)-(C)临床及影像学视图显示最终修复冠功能状态良好,种植体周围软组织健康,骨结合效果理想。
影像学分析
分别于植骨术后即刻(T1)、术后8个月(种植体植入时,T2)及植骨术后6年(T3)行CBCT扫描。
因初始存在较大上颌窦病变,为评估长期植骨稳定性、种植体骨结合状态及排除囊肿复发,于术后5年追加一次CBCT扫描。扫描采用8×8 cm小视野(FOV)及标准化参数,在保证临床诊断信息的同时降低辐射暴露。
使用iCat Classic CBCT设备(美国Hatfield Imaging Science International公司),扫描参数:120 kV、36.12 mAs,重建层厚及层间距均为0.25 mm。通过3D Slicer软件(5.6.1版本)进行线性及容积测量:采用基于阈值的区域生长法完成半自动分割,后手动修正。由同一经校准的操作者重复3次测量剩余骨高度(RBH)、上颌窦提升后尺寸(高度及宽度)、植骨体积及囊肿体积,确认观察者内重复性(组内相关系数>0.90)。
亨氏单位(HU)密度值说明
文中所报告的密度值以“亨氏单位(HU)”表示,其对应设备报告的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CBCT)灰度值(经设备制造商软件校准),但并不代表CT绝对衍生的HU值。该标准化方法可支持同一设备、同一患者不同时间点的对比评估。
组织学分析
术后8个月(种植体植入期间),使用2mm环钻从植骨上颌窦区域获取骨芯活检样本(图8)。样本经10%中性缓冲福尔马林固定、脱钙处理后,行茜素红与史蒂文蓝染色。组织学评估内容包括新生骨组织、移植物残留颗粒、结缔组织、血管化及炎性浸润的占比。

图8:活检样本组织学切片(200倍)
经史蒂文蓝与茜素红染色的活检样本组织学切片显示,新生骨(NB)与移植物残留颗粒(RG)紧密接触,其间可见富含血管的结缔组织(CT)。
低倍光镜照片(16倍)展示了环钻获取的活检样本,标记1-5为后续组织形态计量学分析中随机选取的5个视野(200倍放大),用于新生骨、移植物残留颗粒及结缔组织的点计数分析。
采用配备数码相机(Digital Sight DS-2Mv,尼康公司,日本东京)并连接计算机的尼康Eclipse Ci光学显微镜(尼康公司,日本东京)采集组织形态计量学分析所需光镜照片。于200倍放大下随机选取5个视野获取数字图像。定量分析时,通过ImageJ软件(版本1.34s;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在每张图像上叠加网格点计数模板(每视野108个交点),参照Schroeder和Münzel-Pedrazzoli[17]描述的点计数法,将各交点处组织类型划分为新生骨、移植物残留或结缔组织(图9)。结果以均值±标准差(SD)表示。

图9:活检样本组织形态计量学网格分析(200倍)
通过ImageJ软件叠加网格点计数模板,定量分析新生骨(NB)、移植物残留(RG)及结缔组织(CT)占比(每图像108个交点)。
结果
临床转归
术后愈合过程顺利。所有时间点患者均无感染、窦腔并发症或黏膜异常等症状。种植体周围组织在整个随访期间保持健康。术后6年评估(T3)时,种植体稳定、功能良好且无并发症,上颌窦黏液囊肿(MRC)无复发。
影像学转归
影像学评估显示植骨区呈现预期改建。T1(术后1个月)时,植骨体积为1978.61 mm³,平均密度297.24 HU(图10)。

图10:T1期植骨区锥形束CT(CBCT)分析
T1期植骨区高度为11.55 mm,宽度为15.16 mm。密度分析显示初始平均亨氏单位(HU)值为297.24 HU,整体植骨体积为1978.61 mm³。
图中高亮区域为上颌窦内植骨区,用于线性、体积及基于CBCT的密度测量。(A)矢状位CBCT断层片显示植骨区垂直高度(11.55 mm);(B)轴位CBCT断层片显示植骨区水平宽度(15.16 mm)。
(C)用于容积及密度分析的感兴趣区(ROI)分割矢状位图像;(D)用于三维体积评估的感兴趣区分割轴位图像。
相较于基线水平,黏液潴留囊肿(MRC)体积退缩6.10%,测得体积为3,067.48 mm³。T1(术后1个月)时,移植体体积为1,978.61 mm³;T2(术后8个月)时,移植体体积降至1,737.67 mm³(较T1减少12.18%),密度升至690.74 HU;值得注意的是,此时MRC影像学表现已不可见,提示囊肿完全消退。T3(6年随访)时,移植体体积稳定于1,508.57 mm³(较T1减少23.76%),密度进一步升至785.91 HU,表明移植骨实现长期成熟与矿化(表1及图11)。

表1:锥形束CT(CBCT)评估结果
注:CBCT: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

图11:种植体不同区域接触骨密度的三维显示(D2型及D3型骨)
上述结果通过图12的系列CBCT影像直观呈现,包含不同随访时间点的影像学资料:T0(术前)、T1(上颌窦底提升术后1个月)、T2(术后8个月)及T3(6年随访)。

图12:上颌窦移植区锥形束CT(CBCT)随访影像
不同随访时间点CBCT图像:(A)术前(T0);(B)上颌窦底提升术后1个月(T1),显示移植材料位置良好,黏液潴留囊肿部分退缩;(C)术后8个月(T2),移植区域呈现明显骨成熟表现,囊肿影像学完全消退,可安全进行种植体植入;(D)6年随访(T3)时,移植骨表现出长期稳定性及成熟性,种植体保持完全骨结合,且黏液潴留囊肿无复发。
组织学及组织形态计量学结果
种植体植入时(术后8个月)获取的活检组织学分析显示:新生骨与残余异种移植颗粒紧密接触;移植区周围结缔组织血运丰富,未见炎细胞浸润。上述表现提示移植窦腔具备良好生物学环境,骨改建过程活跃。组织形态计量学评估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新生骨占比25.76%±3.15,残余移植颗粒占比47.20%±3.91,结缔组织占比27.04%±3.68(表2及图13)。

表2:组织形态计量学评估结果

图13:新生骨形成的高倍组织学视图(200×)
可见移植颗粒周围新生骨形成,成骨细胞排列及类骨质沉积清晰,提示活跃骨改建过程。
注:NB:新生骨;RG:残余移植颗粒;CT:结缔组织
值得对比的是,近期一项关于Bio-Oss®上颌窦提升的研究显示,相同愈合期内新生骨占比约17%、残余移植颗粒占比约38%。本病例中更高的新生骨比例可能与更长的愈合时间(8个月)相关,反映了移植骨随时间推移的渐进性成熟与改建过程,同时验证了该异种移植材料的骨传导潜能[18]。
在上颌窦底提升术(SFE)需求患者中,上颌窦黏液潴留囊肿(MRCs)的管理策略已从常规的植骨术前切除发展为更具选择性的微创方案,具体策略需根据囊肿大小、黏膜完整性及手术入路等因素制定。早期研究及综述指出,多数MRCs为偶发性病变,常无明显症状且自然病程多变,因此支持采用个体化处理而非对所有病例均行系统性清除。在此背景下,现代种植学文献证实,即使针对条件复杂的上颌后牙区,SFE仍可实现长期高存留率——经典系统评价显示其≥5年疗效可靠,且当剩余骨高度(RBH)<4 mm时,通过侧方开窗技术治疗亦表现良好。
基于此框架,当SFE术中发现MRCs时,目前已形成三大处理策略:(i)若病变位置可及且能保留Schneiderian膜,通过侧方造瘘口同期行微创囊肿剥离[8];(ii)单纯抽吸/减压囊内容物以恢复操作空间,保障无穿孔的安全黏膜提升[13];(iii)对于体积小、无阻塞的病变,若能在不干扰囊肿的情况下完成充分黏膜提升,则选择保留观察。队列研究及病例系列证实,无论选择切除或保留(需严格筛选病例),均可获得可预测的骨增量整合与种植体存留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切除术中获取的组织学检查显示,6个月时可见活性骨与异种骨颗粒相互交织,且炎症反应轻微,与本病例活检结果一致。
随机对照及观察性研究数据进一步细化了决策依据。一项比较囊肿切除后即刻与延迟行SFE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若能维持黏膜完整性及窦腔引流功能,两种方案的种植体水平疗效无显著差异,支持在严格筛选的病例中采用一期手术路径。另一项对比切除与保留策略的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只要病变未阻塞窦口鼻道复合体功能且黏膜保持完整,两种方案在骨增量成熟度及种植体性能上无临床意义差异。更广泛病例系列提出的决策流程同样强调需结合囊肿特异性特征(大小、位置及黏膜状态)制定方案,优先保障无损伤黏膜提升并维持窦腔生理功能。
本病例充分体现上述原则:通过侧方开窗抽吸囊液后,操作空间得以恢复且未发生黏膜穿孔,实现了无张力黏膜提升及稳定植骨。从影像学观察,植骨体积在T1至T2期呈现预期的早期收缩,随后持续密度增加并在6年时维持长期稳定——这一结果与侧方SFE术后典型的骨改建行为一致,亦符合长期队列研究及meta分析报告的高存留率结论。当合并囊肿的上颌窦发生意外黏膜损伤时,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等生物膜可用于修复穿孔并保障手术安全进行,从而拓宽了部分病例的治疗选择。此外,已有研究报道,对严格筛选的患者采用一期抽吸/剥离联合同期SFE甚至种植体植入,短期疗效良好。
还需说明的是,本病例未获取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这并非遗漏,而是所选微创策略的内在结果——该病变通过抽吸/减压而非剜除术处理,且无完整囊壁组织可供送检。对于无症状、呈穹窿状且具备上颌窦黏膜囊肿(MRC)典型影像学特征的病变,多位学者强调其诊断主要依赖影像学与临床评估;当不怀疑恶性或侵袭性病变时,单纯为组织学确认而行常规切除并非必要。值得强调的是,在此类情况下,保留Schneiderian膜(上颌窦黏膜)完整性及维持窦腔生理功能的优先级高于组织获取,尤其当病变未影响窦腔引流或手术入路时。本病例长期临床与影像学随访显示病变稳定,无复发及窦腔功能障碍,进一步验证了这种以诊断为导向的保守治疗策略的合理性。
为提升方法学一致性并实现对影像学及组织形态计量学转归的更客观长期评估,本病例植骨仅采用异种骨颗粒联合胶原膜。刻意避免使用自体血衍生物或复合移植物,旨在减少可能干扰长期随访中密度变化、容积重塑及新骨形成评估的生物学变异,从而更清晰地呈现上颌窦外侧壁提升术(SFE)后典型的内源性骨重塑特征。
最终,现有证据表明:在严格筛选并规范操作的病例中,上颌窦黏膜囊肿(MRC)的存在并非上颌窦提升术后种植体失败的独立风险因素。综合当前数据,支持采取务实、微创且以解剖为导向的处理策略:易于安全切除时则切除;需获取空间时行抽吸减压;若病变微小且无阻塞性则保留观察——始终以黏膜完整性及窦腔通气为优先考量。本病例的临床、影像学及组织学结果与这一循证路径高度契合。
结论
本病例表明,在上颌后牙区萎缩患者中,同期处理大型上颌窦黏膜囊肿(MRC)联合上颌窦外侧壁提升术(SFE)是可行且可预测的方案。单阶段手术实现了囊肿有效抽吸、异种骨颗粒联合胶原膜植骨成功,并为后续种植体精准植入创造了条件。五年临床及影像学随访证实,植骨区骨量稳定、种植体完全骨结合且窦腔病变无复发。这些结果支持在需要上颌窦提升的患者中采用联合单阶段方案处理MRC,有望缩短治疗周期、降低手术创伤并实现种植体长期成功。本研究的固有局限性之一为基于CBCT测量的潜在变异性,通过由单一经过校准的操作者完成所有线性、容积及密度分析,可有效降低该偏倚,确保结果一致性并减少操作者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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