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医案频发，拿什么来支撑医学生前行

　从安徽到天津，一个月内发生了两起“杀医案”，而这距哈医大医务人员被刺、1死3伤的那起惨案，只有不到8个月的时间。这让读临床医学专业大二的靳同学心里很阴郁。同学间聊天时，他们常常自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只能做到自己的最好。有时候想想挺不值的，医学生学的比别人多，花的时间比别人长，忽然间就死了。”　　“冒险是医生最危险的品质，但冒险也是医生最优秀的品质，如果你不敢冒险，最后吃苦的还是病人。但是医患关系，已经影响到医生的冒险精神。”在解剖学专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彭裕文看来，有些医生宁可放弃自己的一切名气和地位，也要为病人冒险，但对于年轻的医务工作者而言，“经验”和“教训”都在磨灭着他们宝贵的理想主义和冒险精神。
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快要从临床专业毕业的张彦（化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虽然听上去有点冠冕堂皇，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校歌中的这句歌词，的确是自己长期以来的动力，“治好病人带来的成就感，跟从事其他工作获得的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但读到高年级，到医院实习后，张彦发现，为人群服务、灭除痛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治病是跟人打交道，自己掌握的却都是课本知识，真正到了医院，还要学会与患者沟通，否则就很有可能招致误解。“比如术前谈话，医生在为患者进行手术之前，一定要把手术的过程和风险交代清楚。拿微创和腹腔镜来说，虽然都是在皮肤上打几个洞，但腹腔镜是大手术，医生要用外行人能听懂的语言告诉他们，患者理解了才会配合。另外风险也得讲清楚，但不能吓唬人，不然病人对抗病魔的信心就下降了。”
尽管很努力，医患纠纷仍然难以避免。X光片上，有些东西看不出来，得拍其他片子，病人就会觉得自己被过度治疗了。往往一出现医患纠纷，双方就各执一词，小则相互猜忌怀疑，大则动粗危及生命，张彦认为这是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所致。
一名80后医务工作者曾在丁香园论坛发了一篇名为《对不起！我们医生治不好中国人》的帖子，引起众多医学生的共鸣。他在帖子中讲述了一次夜班的经历：全院抢救一个颈椎骨折送来时已无心跳呼吸的车祸病人，历时9个小时，患者死亡，家属表示要让主持抢救的医生偿命，扯烂了医生浸满鲜血和汗水的白大褂。他由此发出诘问：“我们过着最苦逼的大学生活，毕业后领着全世界医生中最低的收入，还要被得了绝症的患者砍了泄愤，砍死了都还要听一群人高呼大快人心，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畸形的社会？”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良辅的理想中，“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相互尊敬，平等相待。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他常教育学生，对病人进行心理安慰是很重要的部分，治病不能轻言放弃，“不要看不好就算了，即使治不好也要跟病人讲清楚。”
彭裕文也一直教育学生，不能把病人当成实习的对象，也不能简单地把病人当成医疗对象。在他看来，医患之间不信任感的出现，原因之一就是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没有换位思考，也没有进行有效沟通。而在疾病面前，需要作决断时，“冒险是医生最需要的品德，但也是最可怕的品德。”彭裕文教育学生，技术的发展建立在冒险上，要勇于为治好疾病冒险，但医生冒险绝非盲目冒险，这种冒险是有一定把握的。彭裕文经常被一些病人家属问到“医生让我签字，我这个字到底签不签”，“我说医生让你签字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有把握的，但是他再有把握毕竟是人命关天。”
“病人是我们的老师，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有医生的今天。在病人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医生不敢冒险，就等于放弃这个病人了。”彭裕文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研一的刘琦（化名）本科时也曾在一家医院实习，虽然有时候患者抱怨多，但她觉得病人仍然是很信任医生的。在她看来，医患矛盾冲突并不是个普遍现象，“至少我所待过的十个科室医患关系都挺好的”。 她说，从救死扶伤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对于自己来说仍然是坚持的动力，“从病人那里得到的是最直接的赞美和肯定，这种信任的力量很大。”她说，有这种想法的医学生不是少数。
彭裕文与一些医生朋友聊天，“他们对中国医患关系现状忧心忡忡，同时对前途充满信心，他们认为现在是最低点，不会再低下去了，一定会上去的。但是要走出低谷就要共同努力，学校要努力，医院要努力，社会也要努力，政府更要努力。”
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
彭裕文说，“经验”和“教训”在不断磨灭着年轻医务工作者宝贵的理想主义和冒险精神。因此，很多学生要么一毕业就转行，即使毕业后走上了医生的岗位，也待不长久，好多都去卖药了，或者到公司去工作。
除了受到医患纠纷的影响，经济上的困难也是年轻医生改行的原因，“年轻医生太苦了，工资卡打进来的钱少得可怜，但是他要结婚，他要买房子，怎么办？不结婚他也得谈恋爱，谈恋爱也要花钱。”周良辅说。
北京一所三甲医院的医生李毅夫（化名）刚刚进入在医院各科室轮转的第三年，在这三年里，他的月工资仅有3000元不到，如果在轮岗期内出现医疗事故或差错，就会失去留在医院工作的资格。在此之前，他读了11年的本硕博连读，与自己同龄的中学同学，不少在事业上已小有成就，成家生子，他却还住在地下室的宿舍里。
中国工程院院士、微生物学专家、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闻玉梅教授不久前与一名内科医生聊天时，那名内科医生向她取经如何动员学生，因为有学生觉得外科医生收入好，又有红包拿，做基础不如做临床，想要转行。闻玉梅让他告诉学生，别以为外科医生赚钱快，内科医生赚钱的时间长，七八十岁时还能看专家门诊，不是照样赚钱吗？结果学生的回答是，对不起，我要讨老婆，这个时间来不及。
在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学生座谈时，闻玉梅讲了这个故事，她对在场的学生说，“这是一个笑话，可也是现实。我希望你们既要解决老婆问题、房子问题，更要解决我们一生的价值在哪里的问题。”
闻玉梅在念中学时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不顾放射元素对身体的危害做实验的居里夫人，一个是在异国他乡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由于自己的老师、协和医科大学教授谢少文的一句话，“到最需要你的地方去，了解中国需要什么”，她便在大学毕业后远赴边疆。
“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正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若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应邀给沪江大学医预生演讲时的这段话，一直激励着闻玉梅。
无论是对来考自己研究生的，还是到自己科里做医生的学生，周良辅都会告诉他们，如果你想发财，千万不要做神经外科医生，太苦了，责任太重了。“不管你在什么环境下面，你别忘记了最基本的是把本事学好。把本事学好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病人的福，本事有了，钱自然会跟上来。不要本末倒置，一门心思追求钱的没有出路。”
周良辅觉得，学生要学医，首先要端正出发点，不能考虑钱，而是要考虑怎么做一个好医生，“这种年轻人才是有出息的，今后的发展前途才是光明的，以后的物质条件肯定会慢慢跟上去。”
彭裕文回忆起自己上个世纪60年代考医学院时，如果不是重点中学、重点班级里最优秀的，一般不敢考医学院。但现在，如果按照学校统一的录取标准，很难招收到第一志愿是医学院的学生；如果与经管类等热门专业分开招生，把分数线降低一点，才能招到更多第一志愿的学生。
面对这种状况，医学院宁可把分数线降低，也不愿意招非第一志愿的学生，“第一志愿考经济、管理的学生，如果被调剂到医学院来，后来也要走的。即便留下来，学习动力也不够。”彭裕文说，“我不反对经济、管理专业需要一些优秀的人才，也不反对公务员队伍要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如果一些优秀的人才当不了医生，或者进不了教师队伍，对整个民族来说都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