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用“公费医疗”抗瘟疫

宋朝过于集中的人口为疫病流行创造了条件。据《梦溪笔谈》记载，还在北宋的公元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超过一半的死亡率令人叹息。公元1131年浙江大疫，“流尸无算”。1142年和1146年临安几乎是接连暴发疫情。1151年，浙江温州因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到了1156年，临安再次“大疫”。

疫病对于百姓之家来说，威胁的是亲人的生命。对于国家来说，则关系着稳定大局。疫病一旦暴发并且呈现出不可抑制的状态，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重大破坏。面对疫病，虽然民间和个人有着强烈的控制和祛除需求，但力量实在是过于微薄。抗击疫病，主要还得依靠能够动员大量人力物力的政府进行防控。

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绝对的事业编制，医生数量多，医疗设备先进。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疗百姓。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公元1082年，组织机构调整，改为翰林医官局。平时它也主要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但在民间发生疫病的情况下，特别是情形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就成了救治百姓的主力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医官院的驻泊医官制度，即医官轮流前往地方参与医疗服务的制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公元1113年“翰林医官院见今医官至祗侯七百余员，并无职事，诸路驻泊额止百余员。令立校试之法，随所试中高下分遣，诸路州军有大小远近之殊……”后来这个制度逐步推广，扩大到地方的各个州郡。比如，公元1165年，浙疫病流行，朝廷命“行在翰林院差医官八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其药令户部于和剂局应副”，“在外州军亦依此法，州委驻泊医官，县镇选差善医之人，多方救治”。面对疫情，此种举措的迅速推出极大地降低了疫病的危害。此外，医官们驻扎在各地的安排，有利于传播高水平的医疗技术，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

除此，地方官在面对疫情时会果断发放医药品，成了实际上的“公费医疗”。比如公元1231年，平江府遭遇“春疫”，知府吴渊派遣医官到各地巡诊，同时免费派发药品，为时近半年之久。常州知州叶衡面对“疫大作”的严峻局面，“单骑命医药自随，遍问疾苦，活者甚众”。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在许昌当官时，因为疾病流行，自掏腰包去买药，然后分发给百姓服用。苏轼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除了医药品，还给百姓提供大米等食物救济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