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校盲目过度扩张 培养医生不能“广种薄收”

　　医学教育必须是精英教育。医生的培养应是量少质优，统筹考虑，做好顶层设计

全国每年招录的医学生，只有1/6的人最终成为医生，医学生不做医生、医生大量流失，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在今年两会上，政协医卫组多名委员联名提案，希望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医学生培养。

“我国的医学专业一直在和别的专业一起扩招，需方和供方是脱节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说。

她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建医院，几乎每个市、县都建起了人民医院，并且走低成本之路，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使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面貌得到改善。后来，医疗重新走回“高精尖”的道路，大量培养高层次人才，这些人才下不去农村、基层，使得基层的人才缺乏，导致医生的培养与实际脱节。

“医疗卫生有自身的特殊性，医学生的培养应该是成本最高的，因为其面对的是世界上最精密的 仪器 ——人体，关系人的生死。因此，医生的培养应是量少质优，而不是广种薄收。”李玲说，台湾每年只培养1300名医学生；美国也是有计划地招生，每名医学生培养费用大约需要50万美元。而据教育部的数据，2011年，中央本级财政给医学教育生的拨款为人均1.4万元。

“当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是我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但现在要把质量放在更高的位置。”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说，医学院的盲目、过度扩张也并非中国独特的现象，100年前美国也曾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当时，美国有大量的医学院校，生源素质参差不齐。直到上世纪初，美国才下决心整顿医学教育，把医学院校减至100所左右，并对医学专业的招生起点和学制作了全面、系统和规范的要求。

曾益新认为，医学教育必须是精英教育。一方面，社会对健康的需求提高了；另一方面，疾病谱的改变使医疗工作对医生的素质要求也更高了。就我国来说，应评估医疗机构的需求量，根据社会的需求确定培养数量，严格设定最低标准，使教学资源得到合理运用。

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建议，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在政策出台和经费投入上应建立更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对于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管理有更多的协调指导。

对此，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医学院院长黎孟枫深有同感：“不能把国民健康看成卫生部门一家的事、把医学教育看成教育部门一家的事，而要把医学教育当成关系民族健康、卫生事业复杂系统中的一环来通盘考虑，在中央层面，应该有一揽子统筹医学教育问题的、超越部门的顶层设计、顶层机构和顶层操作。”

医学教育理想的主导学制应该是“5+3”，在5年扎实的本科教育后，紧跟着就到医院参加规范化的住院医师培训

25岁的河南小伙郭鹏展，是上海东方医院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生。郭鹏展认为自己很幸运：没有关系、没有钱，本科毕业就在大上海找到工作，有事业编制。

郭鹏展在被东方医院接纳为培训对象的同时，还签了一份就业合同，涉及培养单位、委托单位、培养对象、行政主管部门四方。培训期间，每月补助至少4000元，提供2人间免费住房。期满后回到委托单位——他所签约的周家渡社区服务中心工作，由后者将基本培养费返还给东方医院。

与郭鹏展一起培训的还有另外16位社区家庭医生，东方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制了新理论、新技能及特色培训项目。郭鹏展每天7点30分到医院，正常要晚上7点才能下班。周一跟随科主任大查房，每天跟随带教老师小查房，周四跟随科内业务学习，每周两次培训学习，五天值一次大夜班。

如今，郭鹏展学会了很多新本事：胸穿、腹穿、骨穿、插胃管、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等，还接受了BLS（基础生命支持）、ACLS（高级生命支持）特色培训，获得了美国心脏协会（AHA）颁发的相关课程结业证书。

经过培训，郭鹏展变化很大。“一开始只会按照流程逐项询问患者问题，问完后大脑还是一片茫然。现在，带教葛医生说我问问题已经很有针对性了，在对症状判断的准确性方面进步很大。”他说。

2010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级层面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按照制度要求，医学毕业生在上海市从事临床工作，必须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切实提高医学生的临床专业素质和临床技能，成为推动临床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印杰说。上海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结合”，即研究生招生和住院医师招录相结合、研究生培养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专业学位授予标准与临床医师准入标准相结合。

印杰说，研究生招录由高校和培训医院共同组织研究生招生和住院医师招录。被录取的研究生，既具有研究生身份、获得研究生学籍，也具有住院医师身份，与培训医院签订“培训暨劳动合同”。成绩合格、临床技能考核合格后，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可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上海“5+3”的培养模式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同。黎孟枫说，根据医学教育的规律，理想的主导学制应该是“5+3”，在5年扎实的本科教育后，紧跟着就到医院参加规范化的住院医师培训。这一套学制要严谨规范地执行，需设定两个门槛：一是医学生要从业，必须接受“住院医师培训”；二是开展“住院医师培训”的医院也要接受资质管理。

黎孟枫认为，教育部门应该建立一套严格的医学教育质量控制体系。可考虑拟定一个路线图，允许用一定的时间进行改进，从而逐步将全国的医学院校都纳入这个质量体系进行管控。

经过通才教育，拥有人文素养的研究生才能去学医，并且要通过面试，选一批乐于奉献、优秀的人当医生

怎样才能让医学生乐于做医生呢？李玲认为，从招生开始就要选对苗子，经过通才教育，奠定人文素养基础的研究生才能去学医，并且要通过面试，挑选一批乐于奉献、优秀的人当医生。另外，还要加大淘汰力度。培养出来的医生要确保有好的待遇，保证医务人员安心守护公众健康，保持职业的尊严。

“在美国，只有本科全优的人才能去学医，还要经过面试，确保有悬壶济世情怀的人学医。虽然学医过程淘汰率比较高，但学成后待遇也很高。”她说。

黎孟枫认为，要培养合格的医生，涉及人事制度、考核评价制度乃至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打破唯学历论的晋升标准、论文导向，让医学生重视临床实践，让医学教师热衷教学，并涉及整个医改体系和社保制度。

“让医学生乐当医生的理想状态是，像美国一样，每名医生每天看10位病人左右，同时又能有体面的收入，病人或社保能支付得起医疗费用。”他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阎作勤认为，可实行医生岗位聘任、多点执业。“选择做医生，事先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从医院目前情况来看，8年制的学生考分较高，生源质量很好，”他说，医疗纠纷和冲突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很大，有关部门应依法办事解决纠纷。

“医生成长周期长，劳动强度大，投入与付出不相符。国外医生待遇是社会平均工资的数倍，我国相对较低。”他认为，国家在招生计划时，要在信息指导上做好工作，让学生了解各个专业的情况，让学生理性选择。对需求量大的学科和地方，要有政策倾向。“政策引导好，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阎作勤说。



培养的人才会不会下不去基层？对此，国家已明确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鼓励医学生到农村当医生，并制定政策让大医院医生支援基层。

李玲认为，应该实行两条轨道培养医生，研究生及以上做专科医生，其他的作为全科医生、基层医生来培养。

“选一些文化水平较高、愿意学医的人，培养几年回到家乡做基层医生，给他们体面的收入待遇，让他们有长远的追求，有退休保障，有一定社会地位，让基层医生有不同于在医院医生的职业轨道。”李玲说，这两个轨道是分开的两个体系，不能让上面的医疗机构到基层来“拔人”，如果真要去上面发展，必须要通过更严格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