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医生的活法

一个乡村医生的活法
“国家投入不够，就叫我们这些所谓的三级医疗预防的网底成员，拿着刀，把自己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给老百姓炖着吃，而国家享受着名利双收。”
“我也有可能……”叶双华停下了手中的拖把，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冬雨，顿了一下，说出了四个字——“纵身一跃。”
这句感慨源于半个小时前他看到的一档电视节目。
11月8日，晚上十点半多，山东西部某地级市近郊的卫生室内，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叶双华，在网上看到了名为《纵身而去的乡村医生》的电视节目。节目讲了一个江苏宿迁乡村医生在遭遇医患纠纷后，从该市中医院8楼纵身跃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叶双华也是一名乡村医生。这档播出仅一天的节目，已经在网上他加入的乡村医生群里炸开了锅。有人说，对最基层的医生，“确实是一种很大的打击，每天的工作 感觉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有人则表示，“看了许久，决定不干了改行”；有人说，“咱们和患者都受到了伤害”，更多的人则发问，“为什么不能给村医一点保障 呢？”
“我从来没有从政府拿过一分钱，任何补贴也没有。”叶双华一边拖着地，一边叹着气。他已经干了十年的乡村医生。
稀缺品
叶双华的诊所，在这个城市的北环边上，原来是一片农田。11月9日这天中午，叶双华接到了一个病人的电话。病人说，叶医生，在家等你啊。
病人原是叶双华的老邻居，大半年前从诊所周围的小区搬到了西环。
叶双华配好药，把要用的东西装在一个胶皮袋子里，骑上电动车，半小时后，他出现在了病人的面前。
“你可来了。”老顾客看到叶双华，仿佛见到救星一般。其实，他家周围就有三家正规诊所和一家正规医院。
输上液，叶双华观察了大约十分钟，然后骑上电动车回诊所了。
这一趟穿越了半个城市，耗时超过1小时的出诊，给叶双华带来的收益是“8块钱”。“人家信任你，才打电话给你。”叶双华说。
在他看来，这种信任慢慢成为一种稀缺品：“人生病了都要得到最好的治疗，哪怕是感冒，也要选择好一点的医院。什么是好一点的医院？这个好，一个是医疗条件，一个是信任度，而大医院天然容易博得人民的信任，人家选择我本身就很难得。”
2001年，叶双华从卫校毕业。三年的卫校生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请来讲课的那些大医院的医生和专家，“有风度，有涵养。”这越发坚定了他做一名医生的愿望。
叶双华最初想做一名医生，更多的是受了舅舅孙保国的影响。
孙保国曾经是一名赤脚医生。1967年，孙保国被选去公社医院学习，培训结束后，他背起印着“红十字”的药箱，开始了自己的乡医生涯。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乡村医生，在血吸虫、疟疾、麻疹等疾病流行的那个时代，孙保国承担着农业生产和医疗服务的双重任务：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给人看病打针，随叫随到，“有病人了，放下饭碗，拎起箱子就走”。
至今，孙保国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看病的准则，“送药上门，看服到口，不咽不走”，可孙保国不会因此得到任何一个额外的工分。
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孙保国每天数次为外地归来的民工测量体温、消毒，挨家挨户去消毒，却没有一分钱报酬。
2006年，孙保国得了脑血栓，不得不结束了自己42年的乡医生涯。70岁的孙保国没有退休金，没有一分钱的补偿，没有任何保险。
“干了一辈子，就落了个好名声儿。”孙保国的妻子说。
11月9日下午，当老伴从立橱里把发黑的胶皮听诊器拿出来，孙保国顿时情绪失控，热泪盈眶，他想起了42年前在公社医院学习，三女儿被烫伤，老伴害怕影响他学习没告诉他的往事。孙保国不断重复着，“为人民服务。”
可在叶双华的同学李志看来：“人民越来越不好服务。”
他在当地一家最有名的大医院上班。他说，人满为患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一个大夜班，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连坐的时间都没有，人忙得像陀螺一样，“长期这样下去，保证不了质量。”
曾经有个急性肠胃炎的病人到医院就诊，其实这种病在像叶双华这样的诊所里也能解决，可是非要到人民医院来，那天晚上急诊特多，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人几乎要脱水了。当天晚上治疗完，不曾想第二天病人家属就到医院来，大吵大闹，质问医生，凭什么让我们等着？
而叶双华对同学的这种“忙碌”充满羡慕。他说，最多的时候，自己一天有接近20个病号，收入接近300块钱，可一年中大约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能够达到这个数量，“秋冬交替的时候”。“淡季的时候，一天一两个病号。”
现在，叶双华每月的收入在1500元左右。

纠结
三年前，叶双华拥有了现在的诊所。面积40平米，由输液室、药房、观察室和配药室四个独立部分构成。
“实际上观察室没有必要，输液室可以大一点，可以满足更多病人的需求，病人也可以坐得舒服一些，可是得按规定来。”叶双华抱怨到。
按照全国推行乡村医疗一体化管理的要求，农村应当建设标准化的卫生室，否则将被取消执业资格。
诊所一年的租金是4000元，而如果按照所在区域的市场价格，正常租金至少是8000元。能够以市场价的一半租下来，叶双华走了后门，他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该地区的领导。
“同学看我可怜，主动帮的我。”叶双华不好意思地笑了。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规定：“鼓励各地在房屋建设、设备购置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对村卫生室给予一定扶持，并采取多种形式对乡村医生进行补助。”
而实际上，由于地方财力有限等原因，村级卫生室建设和购买医疗设备目前多由乡医自行出资，只有部分地方政府会有所资助。
叶双华说，有些乡村医生没有能力承担，干脆自动下岗了，极个别的则在不合格的村卫生室里营业——一旦被发现，他们将面临高额罚款等处罚。
叶双华算了一笔账：除了房租外，诊所的支出包括年检费、药品检测费、消毒检测费和罚款等“想不明白”的费用。
“消毒检测费，就是拿一个针管，监测完了合格，一次300，一年四次。你说都是从卫生院进的，还能不合格？药品检测费也是这样。年检来都不来，就收200块。”叶双华今年就给了两次消毒检测费，因为消毒监测费已经从行政事业性收费改成了经营性收费，“可以谈价格。”
2009年，叶双华被罚了一次款，因为原来的诊所遭遇拆迁，他不得不搬，可因此要被罚2000块。叶双华想不通，去相关部门理论。对方告诉他，“这是上面给的任务，你交点钱算了。”最后，叶双华交了500块钱的罚款。
与这些“想不明白”的费用相比，叶双华说诊所的收入可谓一清二楚：输液费，部分药品的差价。
“诊疗费用完全免费，从药品上只能挣一点钱。”叶双华举例说，一种冬季常用的感冒冲剂，一大包能挣5毛到8毛钱，打一针三块钱的退烧针，能挣1块钱。
叶双华坦言：“输液是最赚钱的，一个吊瓶能挣10块钱。”可他也解释说：“现在，患者都要求一个速效，一个感冒，最好半个小时给我治好，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直接输液，其实吃药就可以解决，你开药给他，三五天才好，他觉得你这个医生医术不行。”
“如果国家能够支持的话，我宁愿不打这么多吊瓶，不开这么多药，”叶双华叹了一口气，“中国为什么会成为平均输液最多的国家？现在，不得已就是拼命开药，拼命输液，挣的就是患者的钱。”
“奴隶”
2010年，防治手足口病的时候，叶双华被分派了17个小区，挨家挨户进行摸底工作，每天下午两点之前把情况汇总上报。
叶双华介绍，当时有一个规定：卫生室不准接诊38°以上的病人，一旦有这样的病人，必须转诊到大医院，“治不过来也得治。”
也是在这段时间，有一天，叶双华接到通知，要去卫生院开一个会，可是当时卫生室里有两个病号，他就留下来，让妻子去了。妻子当时已经怀孕50多天了。
初春时节，天还是挺冷的，妻子开会回来就感冒了。他陪妻子去医院照了B超，“结果是胚胎已经不发育了”。
叶双华“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怀孕前三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候，是胚胎发育期，我怎么就给忽视了呢？”
不得已，妻子选择了流产。后来，妻子再也没有怀孕。现在，他们已经因此办了离婚手续。
“不干的话，你的执照就没了，”叶双华一脸忿忿地说，“知道卫生院为什么说话那么硬气吗？因为我们都想正规，正规就得有医疗机构许可证，卫生院负责帮助卫 生局年审、换证，还有就是乡村医生考核。现在的情况时，不是他求你干，是你求他干，人家就拿这个拿你。我们就像‘奴隶’一样。”
可“正规”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据记者了解，我国目前对乡医群体缺乏医疗风险分担制度。这意味着，一旦出现意外事故，乡医需要独自承担责任。这很可能是一笔让他们倾家荡产的费用。
就在今年夏天，他给一个患者打青霉素。做完皮试，观察了没事后，叶双华才给病人输液，眼看只剩下了瓶底的时候，病人突然有了过敏反应，吓得叶双华赶紧把病人送到附近的第三人民医院。一番紧急救治后，病人没事了。
叶双华至今仍心有余悸：“这只是花了不到一千块钱，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