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科经营:民营医院20年 为何难成大气候?
“你要是继续这样,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一句狠话后,某民营医院副总经理挂断了记者的电话。这家医院涉嫌“无病治病”而被患者举报,在卫生主管部门介入后,言辞仍咄咄逼人。
1992年,卫生部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提出医疗事业要“走向社会多方投入”,允许民营资金投入医疗机构。历经20年发展,民营医疗从最初的“科室外包、院中院”迅速迈向独立成院、连锁化、集团经营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的背后,却不是掌声与光荣。
公众形象沦为负面
令公众印象深刻的是,民营医院的系列丑闻总是关乎谎言与欺诈:2006年,上海长江医院离奇将一位孕妇诊断为“不孕”;2007年,上海协和医院又传出“假手术事件”;2011年,患者向人民网投诉阿波罗男子医院“小病大治”;2012年,有媒体发现,上海真爱女子医院和上海博大医院涉嫌在网上诱骗患者,非法实施人流手术。近几年来,各地公安系统接连曝光多家民营医院串通“职业病人”,骗取医疗保险的案件。
诸如此类的报道,勾勒出民营医院种种医疗乱象。从松闸之初,各方期待民营医院为患者带来更好服务,进而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到如今,民营医院的公众形象基本沦为负面。期间,太多的疑问接连涌现:
是政策不明确,定位不清晰?1992年以来,国务院与各部委下发的政策性文件超过10个。2000年,卫生部等8部委《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明确民营医疗机构是未来医疗市场的主体。国家对于民营医院的投入、定位、角色早有明确说法。
是市场缺乏需求,现阶段医疗资源已经过剩?显然不是——我国人口早已突破13亿,公立医院看病难的现象,折射出仅仅依靠政府投资的医疗体系正遭遇瓶颈。
是投资萎靡,规模不够?2012年,全国共有民营医疗机构8000至10000家,占我国医疗机构比重达35%。但数量庞大的民营医院,是否在功能和服务上实现与公立医院的互补与促进?
上海交通大学医院管理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鲍勇教授认为,经过20年发展,民营医院面临的矛盾有以下体现:一是民营医院的定位偏离政策规划,专科医院多,综合医院少;二是民营医院总体规模占比不小,但难以分担公众医疗需求;三是负面消息频发导致公众对民营医院缺乏信心;四是各种原因困扰下,民营医院经营陷入困境。他说:“国家对社会投资医疗机构的政策是清楚、正确的;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确实值得反思。”
是自甘堕落还是体制掣肘?
在民营医院从业人员看来,其在市场层面的主要挑战,源自“媒体歧视”和“公众的不信任”。这两个因素,直接导致民营医院在现有医疗体系中被边缘化,日常经营陷入困境。
不过追溯原因,公众亦完全能够为这种“不信任”寻找到理由:
2011年,上海阿波罗男子医院收治名为“于文华”的浙江患者,先后从他身上收取名目繁多的检查费、治疗费达3万多元,并威胁“如不继续治疗,将有极大危险”。于文华后前往某公立医院复诊,最终的检查费仅25.5元,医药费累计不足200元。前后相较,阿波罗男子医院的获利近3万余元,若非患者起疑,该数字仍会进一步增加。
近期,在业内人士的“提醒”下,又有媒体发现,沪上所谓“妇科”医院,不止一家存在“埋头不问法律,兢兢业业人流”的现象。所谓“兢兢业业”,指的是这些不具备“人流资质”的医院,几乎24小时开设网络与电话咨询“服务”。只要市民有“需求”,进入这些医院网站,哪怕是凌晨2:00,仍然有“医生”在线上“耐心等待,细致作答。”
医疗行业关乎公众生命,“合规经营”是不能逾越的底线。但对民营医院而言,却屡屡突破这道红线。这背后,既有民营医院自身追逐暴利的原因,也不排除客观因素导致的经营困局。
沪上15家主要民营医院中,专攻“男科”与“妇科”的医院占比超过80%。除却暴利因素,为什么在中央政策明确的前提下,地方上仍迟迟不愿真正放开大型综合性民营医院的设立,为市场导入健康血液,从而促进竞争——这是很大的疑问。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教授向人民网表示,对民营医院投资方资质及实力的担心,导致地方卫生部门不愿放开大型民营医院投资。在改革之初,政策对于医疗投资的准入门槛并不高,这诱使一批中小规模资本进入市场,并以功利的心态运作医院——最终导致现阶段部分民营医院的医疗质量不高。他指出:“鉴于医院的特殊性,其提供的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百姓生命安全,民营医院一旦运作出轨,甚至经常出现欺骗老百姓的情况,那么监管部门势必对扩大民营医院投资持谨慎态度”。
另一方面,《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已经确立民营医院的市场主体地位。但在实际操办中,工商部门仍然将民营医院作为“企业”看待,而不是当“医院”看待,其土地使用费、公共事业费较公立医院高出一截。
在鲍勇教授看来,伴随各种歧视及自身存在的问题,民营医院本身就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在民营医院诞生之初,业界曾经抱有的“推动医疗市场竞争,分解就医压力”的种种期待,今天看来仍难以达成。